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溥仪自述:曾想要去欧洲留学

  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之间,我因为受了庄士敦的影响,以及我对于当时宫中生活方式的不满,又加上我对于“小朝廷”尔后命运的不安,所以便产生了要到欧洲去留学的念头。当我把这种心情和希望向当时有关人士透露出来时,不料却遭到我老师以及家属中“权威人士”的极力反对。对此表示赞同的,只有庄士敦一人。

        溥仪留学
 
  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:
 
  中华民国对于“清室”的“优待条件”,早为国际上所公认,中华民国又怎能单方擅自废止?
 
  其实,他们反对的本意却不在此。
 
  请想一想,为什么在张勋复辟时,他们却谁都没有想到“优待条件”的事?再者,在那“优待条件”中,有没有“许可背叛中华民国”的一项条款?为什么在复辟时,早把“优待条件”中明文规定的义务,完全忘个干干净净,而到了现在的时候,却又把中华民国无权从片面加以废止为唯一理由?并且还满怀信心,厚颜无耻地拿这种不值一驳的歪理来,作为反对我自动辞去这种优待而出国留学的有力借口?
 
  他们也不想一想“优待条件”和我出国留学,可又有什么关系?更不想一想,既是发生了像张勋复辟那样的事件,明明是先从受优待的“清室”这一方面,违背了人家之所以要“优待”的本意。在复辟失败之后,之所以尚未废止“优待条件”,只是因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权,根本就不是真能给人民办事、对人民负责的革命政府,并且那些位政治“巨头”,也是和过去的清朝有过相当瓜葛的旧历史人物,所以才让“清室”钻了这个空子而捡了几年的“优待便宜”。按正理说,能继续受着“优待”,已经是一件意外的奇事了,怎么还能居然自觉满有理地公然扬言中华民国没有取消“优待条件”的权力呢?足见这帮寄生于当时“小朝廷”内的大人先生,是善于睁着眼睛说梦话,并且是只知依赖着外国——所谓国际上的力量,认为外国可以,并且应该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,同时他们也确是在希望着帝国主义列强来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。这种丧失民族气节、只知自顾自的反动丑恶奴才嘴脸,这种封建余孽的反动阶级本质,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。所以我认为,他们之所以竭力反对我的出国留学,并不是真个地在重视着这一项类似空文的“优待条件”,而只是要拿“优待条件万万岁”来安我的心。尤其是对于我打算在出国同时,自动辞退“优待条件”这件事,感到了十分惊慌,所以才拿这样的话来作为借口。总之,他们最害怕的,就是有关他们的吃饭问题。因为像我这样的“饭东”一走,他们的祖传“铁饭碗”,就有立时被打破之虞,所以才会做出这种“齐心戮力,众谋佥同”的反对。
 
  至于在我这方面呢,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如意算盘。因为,我在当时曾认为到外国去留学,不但可以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;自动辞退那篇逐渐名存实亡的“优待条件”纸面文章,还可以博得一个“开明”的美名;并且到了外国,多多少少总能得到一些“新知识”;还可以在将来学成回国之后,拿这种“留学外国”的新政治资本,来做“伺机观变”之用;同时,到了所谓必要之际,也可以依靠外国——帝国主义国家的“奥援”,一方面再纠合那帮所谓遗老之类,来恢复过去自己的“祖业”。
 
  他们的内心实话既不能对我做公开的阐述;我的潜在私图当然也不便对他们做无保留的倾叙,所以,在我和他们之间,是有一段无形的墙壁在隔着,只能在同床异梦的心情下,各自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,而各自做着自家的打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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